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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道路:超越资本主义与帝制传统》读后感——胡攀
2018-09-28 09:38     (浏览)

本书是关于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的评价与分析。通过历史研究与经济学分析,本书提出中国将走出一条具有自身特色的经济发展道路。

中国自成一格的发展模式在何种程度上脱胎于历史传统?又在何种程度上受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的独特性能给世界提供不一样的可能性吗?这是这本书封面提出的三个问题,白果和米歇尔.阿格列塔两位作者从各方面深度的解读了这三个问题,给我心里带来无比的震撼,中国注定不平凡。

引言中有这样一个问题“中国:一个资本主义国家?”这个问题我们经常会在新闻上看到某个外国学者说中国就是资本主义的翻版,而又跟资本主义国家有着大不同,有着比资本主义更强大的力量,我觉得中国就是中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超越资本主义的。

本书用了以下三个篇章来解读中国道路是超越资本主义与帝制传统:

1 历史视角下的当代中国

在改革40年时间里,不了解中国的大多数西方经济学家反复声称中国必定崩溃。他们或者预言中国将回到国家计划,或者预言中国会像苏联那样走向政权的分崩离析。这些经济学家对中国政策和绩效的评估,通常是基于新古典主义无限个人理性和完美可预见的市场均衡模型。然而.过去40年中国蓬勃发展的现实对这些有缺陷的观点提出了强有力的挑战。事实证明.中国改革并不是一个向理论化标准概念中最优经济均衡收敛的过程,而是一个持续的经济结构与社会制度共生演化的过程,我觉得更是一场惊天动地的创举,给十几亿中国人带来了自信与幸福,给世界添加了一份来自中国人的精彩。

说起当代中国就不得不提到中华帝国早期,在人类历史上,中华文明远不是最古老的,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文明都比中国更早出现,中华文明的特殊性,在于她超强的生命力,许多所谓“中国的”文化社会及政治特征都形成于这一漫长的中华帝国时期。这些特征甚至在今天仍对中国人的行为具有深远影响。在秦始皇统一中国的转折点前后,中华文明取得了十分重要的社会政治发展。这些发展改变了中国人之间互动和协调的方式,并最终促成了我们今天认定为“中华文明”的宏观秩序的出现。

这篇有个问题让我非常感兴趣,因此特意提出来,为什么中国的社会建构是基于家庭而不是基于其他组织形式?这个问题很有意思,作者这样解释到:诚然,我们无法列举这一现象的所有成因。历史无法用纸笔重建;任何文化的形成都不是线性或机械的过程。很多事情都是机缘巧合。在中国,完整的儒家式道德制度为这种社会组织提供了理论指导,并将其扩展至经济、法律和政治组织等其他领域。正是中华帝国这种独特的社会组织结构,使中国走上了一条属于自己的历史轨道。我认为这就是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吧!

本篇最后说到改革前期的中国,社会主义革命迫使中国走向工业化。然而,只要上述农业产出对工业产出的约束持续存在,中国就无法走上工业化的动态路径。在20世纪70年代,中国悄然酝酿着一场“绿色革命”,从而有可能最终缓解农业中的低生产率陷阱。一种新型增长体制的机会正在出现。在城市经济中,社会主义时代大多数投资流向重工业。轻工业和服务业消费受到抑制。然而,全体人民的健康和教育改进是未来增长的资产。尽管政治不稳定,但国家统一得以维持,国家制度仍然很强大。于是,相对于20世纪初期对现代化失败的尝试,现在已经有了起飞的基础。

第2篇 理解中国过去30年改革

习总书记曾说过“鞋子合不合脚,自己穿了才知道。一个国家的发展道路合不合适,只有这个国家的人民才最有发言权”。我想,在经历了40年的改革开放后,中国人民可以坚定而自信的说:改革开放这双“鞋”非常合脚。在今后的日子里,我们还将穿着这双“鞋”,走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金光大道,走上人民生活的幸福路,走向中华民族伟大的复兴路。

说起改革就不得不提到一位伟人--邓小平,如今改革开放40年了,习近平对邓小平的六个评价“信念坚定、热爱人民、实事求是、开拓创新、战略思维、坦荡无私”,也是要求全党向邓小平学习的品质,更是我们入党积极分子需要学习的品质。

说起这40年真的就是一门学科“改革的政治经济学”, 在过去40年,世界对中国的经济成就越来越感到惊奇。40年里中国经济一直以超高的速度增长。 1978- 2009 年间,GDP年均增长超过9.7%。由于限制了人口增长,人均GDP也增长飞快,同期年均增长8.5%.投资率一直很高,生产率也稳步改进。绝对贫困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从1980年的75.7%下降至2001年的12.49%。在改革这些年,中国经济几乎每个指标都显示了显著进步。

这种快速增长如何持续了40年?作者采取实证方法来寻求答案,巴里.诺顿所说:在经济转型期间,在其他所有方面都在改变的时候,共产党科层并非一成不变。这种科层政治制度影响市场转型过程,而政治科层本身也以新的形态来回应经济转型释放出来的力量。(Naughton2008:115) 40年中国人的衣食住行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改革最突出的特征之一是经济转型是在社会主义科层官僚体制下推进。尽管市场经济的快速兴起最终造成了计划体制衰落,中国在各个方面都开始根本转型,但是很大程度上中国市场经济从未具备西方市场经济那样完整的制度特征,政治体制在改革过程中直起着积极作用。显而易见中国的政治体制是多么的高明。

必须提到中国经济对外开放对改革开放的重要性,在不到40年的时间里,中国改革如何成功的把国家从封闭经济转型为全球贸易强国,在与其他国家进行贸易交易时中国受到了很多不公平对待,毛主席说过“落后就要挨打”,如今中国经济政革已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追求两个孪生的长期目标:在国内承诺可持续增长,在国际谋求世界强国地位。只有通过经济结构和制度的联合转型,严峻的任务,才能实现这一双重目标。

第3篇 面向可持续性的改革新阶段

可持续增长的起源,我们认为,21世纪的中国无论出于什么目的都需要界定和发展可持续增长的概念,以便带来经济政策的深远变革。可持续增长将导致经济思想、会计、政府政策以及金融组织的彻底改变。宽泛地讲,可持续增长把环境的长期保护以及未来几代人的福利融入增长轨道。能够根据可持续增长目标监控和整合结构变化的国家,将成为创新的领导者。

中国经济转型结构转型的路径有很多,比如发展服务部门有教育、医疗、物流、金融、研发、基础建设,这些时时刻刻与我们相联系,中国需要国家战略规划去提升无形资本相对有形资本的价格。有三大主要机制可实现这种调整:第一,服务业必须摆脱无数的行政障碍。高端服务业是经济再平衡的关键,另一个强大的机制是深化财税改革,最后一个但极其重要的机制是,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福利国家,这不仅是提高中国家庭财富地位的关键因素,也是中央期望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因素。中国社会的凝聚力和中国主权的合法性,依赖于中国降低财富分配不平等和改进低收人群体福祉的能力。

从政策到政治,中国崛起引起了美国的极大关注,美国的政客以及政治学家都只会基于霸权主义思考国际关系。苏联解体以后,美国以获胜者的姿态断言其意识形态是正确的,其霸权地位是理所当然的。随着中国的崛起,国际关系中出现了某些变动因素。中国领导人的一些声明和思想,由于不属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框架,往往不被理解,澄清这些误解是深刻理解未来几十年里中国如何影响国际关系的前提条件。首先,硬实力与软实力的区别至关重要。如果没有强大的政治权力智慧,硬实力要么没有用,要么具有破坏性。

    读完本书让我陷入沉思,让我对中国道路的了解更加深刻,中华文明强大的生命力和改革开放这30多年来的巨大成功,充分证明中国道路的可取之处。而在美国和欧洲,越来越多的学者也开始反思现有西方制度,我相信中国有可能带领世界走向一种全新的发展模式,并创造出更具稳定性前瞻性 、参与性的新一代国家治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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